周孟杰 等 | “异质空间”中网络女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研究

点击蓝字 · 关注我们

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周孟杰，男，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徐生权，男，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吴玮，女，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摘要：“异质空间”所指涉的社会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它是虚拟与实在交叠往复所构置的权力场域。网络直播空间借由女主播的身份转变与无序话语、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拟像真实与权力抵抗推动促使情感异质空间的生产。在成都某影视文化公司为期三个月的人类学民族志考察中，该研究发现直播间的权力关系不能简化约等，与其说女主播或受众仅一方是任由宰制的，不如说他们是彼此角逐，互为主体，他们也各自挥发能动性，共同编织与撕扯直播权力之网，再生产某种混杂多元、断裂抵抗的情感异质空间。

关键词：数字劳动；社会资本；异质空间；权力支配

正文

全文约12282字

01

问题的提出

视频直播技术改变了媒介传播的形态与样式，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丰富了社交场景，扩展了人的自主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结。［1］特别是在秀场网络直播中，女主播与粉丝在娱乐互动过程中，营造出众声喧哗、热闹非凡的真实与幻想并存的媒介场景。这种真实反而是一种虚拟，或者可称之为超真实。［2］秀场网络直播所建构的在线社群空间与传统的社会交往空间在情感沟通、语言模式与性别权力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它是不同受众聚集的赛博空间，更是一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涉的混杂多元的“异质空间”。网络直播体现了一个兼具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与个人私密化（privatization）的社交空间。它是在公开性平台进行半私人化的情感互动与劳动过程，其中卷入了社会经济、文化秩序与权力抗争等因素。

本文依照福柯所提出的“异质空间”概念，先是指出秀场网络直播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一个当代典型的“异质空间”：女主播为“成名的想象”所做的“情感劳动”与掩盖资本压榨的“数字劳动”在此处突兀又顺畅地融合在一起。接着，本文沿袭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取径，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具体方法达到共情，强调媒介文化的再现，借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来描绘这种“异质空间”的样貌。最后则是讨论这种“异质空间”对于中国当下的数字劳动又意味着什么。

在研究方法上，因为网络直播是一种复杂含混、多元暧昧互相交织的系统结构，为了再现网络权力关系的复杂过程，需打破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二元对立划分，摒弃固有的女主播被视觉消费或粉丝被宰制的观念，因而笔者扎根于中国成都某网红影视文化公司近三个月时间，作考察研究。这家公司所有的青年女主播年龄在19-29岁之间，大多是高中、大专学历。笔者访谈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主播与经纪人，并实地深入其直播工作、唱歌舞蹈培训的日常生活，将研究身份转变成“局内人”角色，从更为细微的局部参与观察活动。

（图片源自网络）

02

 文献综述

1966年，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序言中首次提及“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指涉混乱句法规则的无序安排，并未放置在共同场所。“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它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事先摧毁了句法”。［3］“heterotopia”一词最初源自于生物医学专业，指脏器或组织偏离正常位置、错位或异位，同时福柯使用乌托邦（utopia）一词与异质空间（heterotopia）来形成对比。通过语言秩序框架，来讨论知识或再现秩序的建构性质，此含义仅属于知识论层次的批判，并未特别强调地方或空间的概念。不过在1967年3月，福柯在给“建筑研究群”演讲《他性空间》时，他再次提出空间议题，“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方的定位。它们是与社会的真实空间之间，有一般性的直接或倒转类比关系的定位……由于这些地方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和指称的所有定位，并且为来和乌托邦对照，我称其为heterotopia”［4］。

福柯对“异质空间”作了大致的描述后，引发学界对其展开了细致的诠释、延伸与批判。学者彼得 · 约翰逊（Peter Johnson）认为，“异质空间”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所，扰乱、扭曲或颠倒其他空间，但它却不是一种排斥原则，也具有共存、合并的性质，消解了二元对立。［5］本雅明·吉诺齐奥（Benjamin Genocchio）把异质空间当作分析后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方法，指出宰制与反抗、秩序与失序实为共存关系。［6］在不断本土化运用的过程中，异质空间（heterotopia）曾被译为“差异地点”“异托邦”“异端地带”等。指称介于乌托邦（utopia）和真实空间（real space）之间，既真实又虚幻的所在，具有凝缩异质元素于一处而迸发的扰动潜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建构异质空间，各种异质空间都有其精确而特定的功能，同时它刻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它也经常预设一个开关系统，以隔离或使它们变成可以进入。更为重要的是，异质空间开展了两种极端，或创造一个幻想空间，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或相反的，他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病态和混乱的。［7］（15-22）

依福柯的理论脉络，异质空间具有以下四点特征：第一，呈现争议与倒转所有真实的地方。异质空间与另外一个空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描绘对照于主流语言或空间秩序的异质共存、断裂分歧、偏离常态的状态。台湾学者王志弘认为异质空间说明了主体与异己之间互相建构映射的空间意涵，并可以包纳空间隐喻与实质空间的层次。［7］第二，“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见到自己在另外一边”［8］，福柯用镜子比喻阐述“异质空间”的特性，提出了再现与真实之间的映照以及自我通过“异质空间”的空间化往返凝视而重塑的政治效果。异质空间象征着某种重构自我的场域。第三，异质空间虽充满混杂、多边与不同之处，却以危机、偏差、补偿来收束异类的安全阀。因此福柯强调异质空间的多重面向，创造新的不同空间。第四，异质空间具有权力抵抗的作用。福柯把异质空间作为对抗主流的抵抗基地来解释，强调空间中暧昧与诡异并存，其中夹着关于知识、权力的论述。

实际上，女主播的工作场域亦是一种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异质空间，即女主播在线上直播，充斥着成名的想象与虚拟的“情感连接”，但现实中，女主播的工作场域又牵涉到具体的数字劳动与资本压榨。换言之，女主播的工作场域之所以是异质的，就是因为这个场域将情感劳动与数字劳动毫不留情地挤压至一处，使得在方寸的“屏幕”之间暗藏着种种冲突。

一方面，女主播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的本质，就是一场情感劳动。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认为，在资本主义后现代化进程中，“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占据主导地位。它是非物质性劳动的一个面向，资本不仅融入并提升情感劳动，也是劳动最高价值生产形式之一。［9］情感逐渐符号化了，成为一种形象塑造和社会交往的工具和手段，情感的异化、淡化与虚假化就是现代性的代价之一。［10］美国社会学家、女性主义学者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指出，女性在社会中承担情感角色及情感劳动是被迫的，反映了女性客体化地位与资源的匮乏。［11］

另一方面，网络直播不仅作为一种情感劳动，也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劳动。蒂齐亚纳·泰拉诺瓦 （Tiziana Terranova） 认为，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问题并不像人们熟悉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那样容易被忽视，数字劳动是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但却被低估的力量。而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认为，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和商品化逻辑出现裂痕，这就要求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媒介传播与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指出数字劳动包括强制、异化和侵占的过程。［12］根据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观点，女主播从事网络直播工作也是一种专业劳动、玩乐劳动以及创造性劳动（creative labour）。

简言之，青年女主播的情感劳动与数字劳动受到社会地位、文化阶级和资源分配等影响，她们处于一种被网络资本平台剥削与压制的处境，处于一种数字时代的典型异质空间中。那么，如何去分析解读网络直播间所形成的情感异质空间呢？本研究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其一，身份断裂与语言的无序，体现虚拟空间的差异、混杂与无序。其二，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透过自我展演超越男性的视觉凝视。其三，“拟像”与符号，彰显情感异质空间在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游离。其四，反转与抵抗，探究复杂的权力关系。基于以上四个维度去诠释青年女主播与粉丝的权力关系。情感异质空间的解构、重组与运用，不仅涉及在社群媒体中当下中国青年后现代文化的意义传递，也牵涉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情境，并卷入权力关系。 

（图片源自网络）

03

研究发现

福柯认为空间与权力之间是种纠结关系，甚至是空间产生权力（power follows space）。青年女主播与粉丝之间的权力关系是重点关切的问题，要厘清这种权力关系，就需要考察他们在直播空间内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现实与网络虚拟世界这两种不同语境下情感随着身份的变化所产生的差异。网络空间中的主播与粉丝的身份是如何脱离现实空间的语境来再现表达，他们是如何共同形塑与建构了一种充满真实与虚幻互相交织的情感异质空间。

（一）断裂与迥异：情感异质空间的建构

1.从现实到网络世界的身份转变

初次踏入成都某影视公司，女主播D成为笔者的报道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民族志调查中，她带笔者进入每个女主播直播的工作房间与生活宿舍。有时主播D一边直播，笔者就在一旁记录。在即将结束田野工作时，笔者尝试提出是否能够与她一同出镜两小时的诉求，希望亲身体验网络直播在场性与互动性，却遭到她与公司经纪人的坚决反对。“我不能让铁粉伤心，即使他们知道您是客观研究者。我不敢冒这个风险，粉丝伤心脱粉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女主播D访谈，2020年9月21日）笔者若贸然加入直播，必然撕裂粉丝对主播的情感投射与幻想。女主播D谈及与粉丝关系时，多次对笔者强调“要把粉丝感受放在第一位，但千万别当真”。粉丝与主播的情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这种情感又具有娱乐化与商品化的特征。在网络直播空间，每个人都共享那份虚拟的情感，这成为粉丝与女主播之间的连接甬道，是网络生活在场的坐标与凭证，也是网络身份认同感的意义所在。

一般入职三个月之后，女主播们都会有比较稳定的粉丝群体。直播间宛如粉丝群体虚拟空间的避风港，主播更成为粉丝情感倚靠的象征符号。除了笔者会用小号潜入女主播D的直播间之外，她母亲出于关爱和保护的心态，偶尔也会潜入直播间。某日深夜11点，当细心的场控（铁粉）突然发现母亲的账号显示在界面内，便立刻发出“岳母大人好”的字幕。瞬间直播间所有粉丝情绪被刺激点燃，纷纷打赏送上礼物，并自主发出“岳母大人安好”的弹幕。原本是现实中母亲对女儿的关爱，延伸至虚拟网络社会中却演变成一场丰富直播涵义的娱乐内容，黏合了粉丝与主播的情感关系。母亲的账号加入进来，立马就掀起一出“认亲”的戏码，女主播D早已笑得前俯后仰。这不仅增添了直播笑料，也意想不到地增加了打赏收益。

重要的是，在田野调查即将结束时，主播D对笔者透露：刚开始她母亲确实会进入直播间，没想到打赏效果非常明显。于是这一招就演变成她提高收入的手段，而母亲的账号其实是经纪人在后台登入。网络直播间内，现实空间的身份关系已经不再重要，利用新的网络社会关系来组织网络直播，产生新的意义。这在另一位女主播B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次直播我都会把男友关在房间里，直播完了才放他出来，不管怎样直播间不能出现男人男声，情感的事一定要隐瞒。即使粉丝猜到你有男友，也不能承认。”（女主播B访谈，2020年9月24日）女主播B采取的是掩盖自己现实恋爱的状态，将自己包装成与现实截然相反的单身人设。现实与网络身份的断裂，建构情感的异质空间。

在粉丝集体认亲“岳母大人”的经验中，他们使自身的现实身份发生断裂，共同投入到网络虚拟空间，通过认亲仪式将自己塑造成另外一个自我，使之与主播发生虚拟夫妻关系。同时女主播把男友关起来，向粉丝掩盖其现实恋爱身份，也同样以另一种身份再次进入直播网络空间中。身份不完全取决于现实时空，还同样取决于网络环境、与他人共享的那些因素。因此，在网络虚拟的情景脉络下，引发现实时空某种经验的断裂，人际产生新的身份关系，共享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

2.无序话语与怪诞表演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人的情感计算并非处于理性的，行为的驱动来源于某种情感能量。在直播间，主播与粉丝的长期互动产生了某种情感能量和群体团结，情感能量的回报是用户决定是否参与直播的要素之一。［13］女主播与粉丝彼此关注、互动聊天，情感获得升温和稳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某种符号资本与身份认同。但当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田野，却发现了隐藏在这情感互动中鲜为人知的话语论述与表演行为策略，彰显了网络异质空间的多元与混杂。

青年女主播给受众的刻板印象是温柔、甜蜜或可爱的，一般直播间通过粉红色窗帘、芭比娃娃玩偶或洁白色墙壁的布置摆设，营造出一种浪漫迷人、清新脱俗的环境气氛。但当笔者深入考察后，发现了不同以往认知的直播间。由女主播D的引荐，笔者认识了女主播J。推开她的工作房间，映入眼帘的是硕大的假黑蜘蛛爬满墙壁，房间里张贴着仿欧洲中世纪黑色城堡的壁纸，而她本人也装扮成“城堡女巫”，惨白的脸上丝丝血印清晰可见，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主题装扮。最有特色的是她跟粉丝的语言交流互动打破了常规，“我会很直接跟粉丝索要礼物，如果不给，我会强制让他滚出直播间。即使他不打赏，其他很多粉丝觉得很刺激，就帮忙打赏。他们还好言相劝让我消消气。”（女主播J访谈，2020年11月9日）“挑衅、淫秽、粗口、暴力等各种不堪入耳的符号呈常态化，其性质与粗俗程度已有别于以往的网络吐槽和网络恶搞”［14］，笔者多次观看该女主播的直播，毫无等级的粉丝进入直播间后，女主播J强制要求其打赏，而后拿出自制的魔法棒要“消灭”粉丝，并把椅子挪开，在城堡墙纸上拿下一个假蜘蛛，像着魔一般上蹿下跳。此时的网络直播间已有不少粉丝打赏，送上礼物。

资深经纪人也认为“太屈服于粉丝的要求，会让他们觉得没有意思，甚至情商高的女主播会用语言骂男粉丝，命令他们打赏”。（经纪人G访谈，2020年11月1日）这种强制命令索要礼物，张牙舞爪的怪诞表演，营造出一种充满差异、另类与多元的空间，揭露出与现实空间的不同。不仅如此，这种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无序另类的语言策略与剧情表演点燃了粉丝玩家的心，让粉丝在一种非理性下不断助威打赏。网络直播空间杂糅粗俗与细腻，兼具着野蛮与文明，体现理性与非理性共在的话语取向。网络异质空间为粉丝情感能量的叠加与非理性的打赏提供了环境基础，这种另类的语言策略与表演行为也揭露出与现实主流空间甚至是其他直播间的差异，建构出一种混杂多边、断裂分歧的情感异质空间。福柯强调了异质空间与主流空间的差异性，更彰显了异质空间的混杂、迥异与不同的特质，这也将网络直播揭露为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情感异质空间。 

（二）凝视与宰制：超越性的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

1.从被凝视到自我凝视

在现代消费主义的操纵与裹挟下，秀场直播是自我迷恋、心理猎奇与情感追逐等媒介镜像的场域。有学者认为，女主播自觉强化媒介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与女性的看与被看关系，运用各种语言或符号，引起男性观众有关欲望的联想，从而使受众获取短暂的精神安抚与窥私欲望满足。［15］不过，这正是一种刻板与偏见，反映的是这个文化对直播的一般解读：男性粉丝“赚死了”，女主播“亏死了”。然而当研究者深耕于网络直播空间，发现“任由宰制”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当研究进一步深入田野后，笔者认为女主播不是被束缚在结构中的被动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看着自己在视频中跳舞，样子非常美，我都吓了一跳，自己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直播不仅能赚钱，还让我再次认识自己。”（女主播C访谈，2020年11月29日）直播空间不仅作为用户休闲娱乐的社交网络平台，更是付出了情感劳动的女性职业者再次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异质空间。它“解构和瓦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隐蔽的空间秩序，凸显了后现代主义知识反思的强悍与洞见”［16］,女性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新的认知，她们不是绝对的被凝视的客体，也更加不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和化身。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她们透过自我的才艺展演促成自我反思，引起反身性效果。

如福柯所言，从这个指向我的凝视、从镜面彼端的虚拟空间深处，我回到自身，我再次注视自己，并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己。［17］网络直播空间是一面反省之镜，女主播再次观照自己的生活，让自我在其中照见觉醒后的世界。它让女性获得勇于凝视自我身体的力量，在这个凝视的过程中，镜外的女性为凝视自我的主体，镜内的女性则为被凝视的客体，女性同时为自我的主体与客体，意义在视频内外之间互相流动。“媒介文本建构着个体的原初景象与社会情境，并成为自我的一种参照驱使着主客体参与到秀场直播中来”［18］。在直播间，女性身体的展演并非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制约，而是女主播穿透被建构的力量，透过展演而得到了愉悦，以自我经验开启从凝视到自我凝视的生命历程。

在网络直播的异质空间内，女性透过屏幕（镜子）的力量，达到一种折返效果。“在此效果中，虚拟的与实在的交叠往复，直到某种不可区辨的状态，构成了无场域之场域”［19］，不管是在镜外的女主播，还是在镜内虚拟空间深处的女主播，两者互相映衬与投射，女主播把视觉的重点放置在自我身体的展演上，从被凝视到自我凝视。“镜像这一他性虚拟空间中重新建构自己的形象。所以镜像同时又承担了异托邦的作用。真实，总是通过虚拟的他性空间反向建构起来”［20］，这彰显了异质空间是一个批判反思张力集中的所在，具有创造认同、主体重构的意义。

2.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

作为网红经济的新兴代表，女主播的情感制造在经历身体符号化、打造人设和“劳-客”关系重塑的过程后，呈现出由情转化为虚拟的礼物，再转化为钱的逻辑。［21］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本质上可以视为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22］对于青年女主播而言，他们享受公司与粉丝众星捧月的感觉，也更意识到主播工作的专业化与认同感。“因为学历不高，工作到处碰壁，刚开始做主播会害羞，没有自信，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直播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带给大家快乐。”（女主播H访谈，2020年10月3日）直播工作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这蕴藏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很支持公司安排唱歌跳舞的课程，大家在一起久了，就有一种同甘共苦的姐妹情谊。”（女主播A访谈，2020年10月9日）在影视公司，每周二下午两点至四点是固定的舞蹈唱歌培训时间段，经纪人会组织大部分新入职的青年女孩们进行专业培训。据笔者的观察，每位女孩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在他们眼里，公司是免费为他们提供培训，专业老师无偿提供指导，而他们也会立刻把新歌劲舞展示到直播间。在直播实践中她们产生了一种对自我、姐妹与公司的认同感。不再是漂泊无定的打工妹，而是有集体荣誉感意识的群体。

“直播节目内容由我自己来控制，从选歌、练舞、笑话段子、音效都是准备好了的，不太会被粉丝打乱，越是成熟的女主播就会懂得控制主场。”（女主播F访谈，2020年10月29日）通过专业培训，主播们确实获得了粉丝的赞美与打赏，从练习生到熟悉直播技巧的网红主播，从刚开始会怯场害羞的青涩女孩到形象百变主控全场的麦霸，他们逐渐在直播中产生对主播职业的认同感，找到自我生命的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安排“免费培训”看似女主播享受公司提供的服务，实则这是经纪公司让女主播投入直播再生产的压榨与宰制。

与此同时，公司还会用一种“明星”话语的意识形态去包装女主播，让其不断地自主学习舞蹈和音乐，进行主动式自我剥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重点讨论了谷歌公司对员工的新型劳动剥削，那里有免费的健身房、瑜伽室和美食，工作时间长，可以睡在公司。［23］另外，直播平台也会用协议合约的方式强制要求女主播每天直播必须高达10-12小时，这也导致女主播们无论是在购物逛街，或生病午休等日常生活中也仍然在做直播。女主播们被“驯化”得习惯于这种工作状态，甚至认为直播平台的霸权规定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网红而采取的合理性规约。这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剥削机制。因此，在数字劳动时代，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均衡状态被破坏，网络直播的玩乐性、创意性、移动性全都被吸纳到商业资本的逻辑之下。

女主播们对职业的认同意识与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劳动密不可分。整个公司所营造出来的网红意识、姐妹们互助合作练习歌舞，进行自我劳动剥削。这都指涉互联网并非一个“不真实”的空间，而是由文化和技术劳动贯穿始终并不断地创造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生产完全依赖于整个网络社会的变迁。［24］网络直播空间所形成的关于认同意识的情感异质空间，也需要在数字劳动的脉络中去理解和诠释。

（三）拟像与符号：超越真实的拟仿物

以上我们看到的是公司平台对女主播的控制与支配，但也需了解到女主播也并不是处于一种被任由宰制的地步。不管将母亲账号作为营销手段，装扮成城堡蜘蛛女巫，或是透过视频镜面重塑自我认知，还是参加专业培训获得集体认同感。他们是自我行动的主导者，在直播间发挥某种能动性，同时也塑造出情感的异质空间。由此可见，在工作劳动中，她们努力在网络直播的结构体制中求得生存，获得粉丝礼物打赏，俘获经济资本。然而另一问题也浮出水面，谁才是网络直播间的主体？是被男性粉丝凝视的女主播，抑或凭借充值打赏提升等级的粉丝？通过以上经验材料发现，不能把主播看作是被凝视的客体，他们更不是“任由宰制”的对象，那么粉丝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能否将粉丝化约为一群固定不变的“打赏者”呢？他们在网络异质空间展开的其他行动，又将如何撕扯直播意义之网？

在成都某影视公司每位主播都有固定的“人设”形象，根据其才艺、形象与定位的不同，直播的时间段也大致分为白天、晚上两种，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我有自己的粉丝微信群，但大家在群里面都不怎么说话，只会发布一些直播信息。”（女主播M访谈，2020年9月20日）当刷礼物达到规定的数量，主播就会把私人微信号当作奖励给粉丝。“粉丝那么多，我只记得他们的账号，特别是等级高的粉丝。”（女主播E访谈，2020年9月18日）不过有主播认为“粉丝虽然是衣食父母，主播却还需保持神秘。”（女主播K访谈，2020年11月8日）不管是衣食父母、普通朋友，还是一种“账号”图像，这种对粉丝的理解都是以商品化为标签。与现实生活相比，他们在网络中与主播的关系看似亲密无间，但当笔者更加深入了解后发现，事实却有另一种解读方式，现实与网络的差异、分歧就显现在此。

“看直播的人永远好像都带着一层面具，不知道哪句话是真是假。有时候说自己没有结婚，聊开了后就又说自己都有孩子了。有粉丝换几个号来回切换不同身份讲自己不同版本故事，我们主播都习以为常。”（女主播I访谈，2020年11月1日）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用“拟仿物”的概念来描述与现实本体之间的关系，认为“拟仿物”的形构进程最终“遮盖了壮丽的真实，并异质它的本体；真实化为乌有，它是自身最纯粹的拟仿物”［25］。换言之，符号的意义逐渐土崩瓦解，所有的系统变得轻飘虚浮，再也没有自身真实。粉丝对于主播而言，可以是家人朋友，也可以是一种“账号”象征。它的意义在不断流动与变更，而最终“粉丝”已不是指特定的受众玩家，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他成为超越真实的拟像存在，同时也建构了一种情感异质空间。

网络直播间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交平台，更将现实世界的情感关系延伸于此。只不过双方情感关系的运作发生了本质的扭曲与异化，夹杂着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中，正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26］，主播通过各种直播实践，刻意营造娱乐效果，而粉丝也戴着不同面具，讲述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现实与网络、主播与粉丝共同塑造出情感的异质空间，如同“拟像”空间一般，在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游移，在这个世界里，“拟像”比真实还真实。

（四）权力抵抗与反转：资本积累的险境 

1.深陷“大哥”守护的幻境

上文谈到青年女主播采取了各种策略主控直播间，在断裂与迥异的直播间，他们发挥个人创造力，超越男性凝视，获得身份认同。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占据直播场域中绝对的主导者吗？若不是，那么还有哪一种力在其中撕扯与拉锯？在笔者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即将结束时，戏剧性地发现粉丝玩家对女主播充满张力的抗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从阶级和网络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真实或潜在的资源总合，并且“是一种因集合而产生普遍存在于现实中的资源，这些资源与社会网络架构相关，并且这些网络的制度，或多或少建立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互相认可的基础之上”［27］。网络直播既是充满混杂变化、异类分歧的空间，也是一个由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型构而成的场域。

“大哥”专指在直播间打赏金额多、权力等级高，备受女主播关注的男性粉丝。每个女主播都想要获得经济资本丰厚的“大哥”的“守护”。首先，“大哥”在直播间内打赏阔绰，女主播每月能从经纪公司得到稳定的分成收入；其次，女主播会在直播间内明码标价公布自己的私人微信和QQ，在日常私下的聊天社交中，“大哥”总会发微信小红包赠与女主播，这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潜规则与“心灵默契”。“大哥”逐渐成为女主播赖以生存、获得经济资本的依靠，也日益被女主播转化为积累社会资本的靠山与阶梯。在成都的实地采访中，笔者发现女主播大多来自农村，多为初中、高中学历。工资较高、娱乐性强、非重体力劳动等工作特性是促成她们从事主播职业的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能每天活在网络世界里，结交全国各地的大哥们。”（女主播N访谈，2020年11月21日）。作为网络时代的数字劳工和网络原住民，女主播们似乎并不满足线上情感交流。“使用社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布迪厄所称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28］，直播对于她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份谋生之职，更是结交挚友、积累社会资源的有利途径。

至于“大哥”们为何守护？根据笔者的访谈与观察，首先是主播以情动人。女主播们长期持久的直播所带给“大哥”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和信任。只要“大哥”一进入直播间，主播们会如同“家人”一般关心照顾与嘘寒问暖，用情感的纽带温暖他们，消除其现实孤独感。其次是话语地位赋权。主播们在直播中，都会通过语言表扬、夸赞“大哥”的豪爽与义气，在受众面前赋予和树立“大哥”在直播间的特殊身份，彰显其在直播间的权力地位。在采访中也有女主播对“大哥”的作用与影响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这种经验与态度也引起笔者的注意，在其中是否存在不同的诠释与理解？粉丝真的是任由主播支配和掌控吗？在“大哥”们不断打赏、升级直播账号等级的背后，又隐藏着何种目的？这成为此次民族志研究的转折点。

2.游走在投机与赌博之间

笔者深入直播场域，除了接触青年女主播，还对公司部门领导与经纪人进行了多次访谈，他们从市场商业、法律道德与培训管理等多角度去理解直播，对研究大有裨益。“我不会介绍亲人去做主播。这一行太多风险。有粉丝会购买权力级别高的账号，再去小主播那边炫耀。而小主播会抱着侥幸心理，博一博，赌一赌”。（经纪人L访谈，2020年11月9日）有学者强调，直播并不能帮助女性打破媒介刻板印象，反而会强化青年女性对自身的低水平评价，造成自我认知偏差。［29］根据笔者观察，男粉丝利用直播账号的等级特权故意吸引女主播注意，在直播间彰显某种象征符号身份，借由此线下约见主播，达到满足某种私欲性的目的，有部分不谙世事的女主播上当受骗，从而导致女主播与粉丝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反转。不仅如此，有粉丝会假装故意连续打赏，双方彼此互加微信熟络之后，粉丝玩家会向主播借贷、投资赌博或推销伪劣产品。原本想要依靠“大哥”积累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主播，惨遭欺骗陷入困局。哪里有权力哪里便生抵抗，抵抗只能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操作。［18］［19］这种“博一博”的投机心态让女主播在线下约见时常常处于舆论风暴与法律犯罪的边缘，深陷沼泽泥潭不能自拔。“资本赋予了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的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与规则、以及从中产生利润的权力。”［30］因此，粉丝玩家并非如同硬板一块，只有打赏的行为而已。对直播观众来说，他们与主编之间依靠礼物续租、排遣孤单的暧昧游戏已经被物化，正是因为如此女主播行业充满不确定性。［31］观看直播的受众是一群庞大的匿名群体，游走在网络的每个角落，与女主播的情感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互相角逐，互为主体。不能用线形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两者的权力关系。

网络直播其实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运作交错之处，是各种差异或力量相遇之地，也是蕴藏了许多可能性的场域。在这个特定的“场”，权力支配得以被展现、竞逐与传播，不断更迭的反抗意识在这个异质空间中持续创造和酝酿，参与者也藉由此异质空间的中介位置，与其他关系相互勾连，以此抵抗原有的权力支配并具有不断更新的可能，以建构情感的异质空间。

（图片源自网络）

05

结论与讨论

首先，在视觉消费与图像资本的合谋下，网络直播空间是由数字平台运营方、青年主播、受众玩家以及工会组织等多元结构共同建构而成的情感异质空间，它成为各方社会旨趣交融的网络空间，是各种文化象征资本与符号汇流的权力场域。女主播们不管是用嬉笑怒骂的语言方式讨要礼物，还是借“大哥”守护积累社会资本，制造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幻境，却深深地陷入某种无比真实的情感险境。这些现象都分布于女主播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受众玩家也与女主播一起共同在场，也都镶嵌在社交群体所建构的“情感异质空间”意义里。网络直播的使用动机与之前的虚拟社群颇为不同，其核心诉求并非是发表公共意见结交新友，建构具有稳定秩序性的公共领域，而是充分利用视频网络传输技术所提供的便利性，塑造一个情感交流与象征资本积累的“拟像”空间。

其次，网络直播作为情感的异质空间，蕴藏着多种权力的交织与抵抗。这种异质空间主要描绘出网络直播间语言的混乱无序，重塑主体自我反思，对权力秩序的追寻以及对权力的抵抗与反转，达到创造多重意义空间的意涵。与此同时，青年女主播与男粉丝之间那种互相拉扯的力，也坐落在看似脆弱易碎又异质混杂的空间里。当把研究聚焦直播间，从女主播个人情感体验与社会交往视角出发，网络直播间虽每日上演浮光掠影的戏码，但女主播与男粉丝之间的情感关系却是断裂、流动与交互的，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博弈与反转。异质空间是流动的，也建立在关系与联结性之上。因此不能将复杂问题做简单化约，从二元对立的观点去解读网络直播间的权力结构。

最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作为视频内容创意生产者，青年女主播与经纪公司或直播平台之间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剥削与宰制关系。虽然青年女主播在此处进行一系列的商业化操作，甚至被包装成为网红主播，享受直播赋予的权力地位，在带有娱乐性的劳动产出中积累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但仍无法逃脱平台与公司的劳动剥削。在网络直播权力场域，除了女主播与粉丝玩家之外，直播平台与经纪公司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女主播发挥某种能动性去展开挑战与抵制。值得注意的是，秀场网络直播作为当下娱乐产业的重要一环，拓展了新的场景消费，形成特定的社群文化，但存在着价值错位、文化混乱等问题，各部门须加强法律监管与政策引导，警惕陷入娱乐至死的资本险境。总之，文化生产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以回应主体的能动性，社群媒体是反映权力结构的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消费社会中剥削与压迫、对抗与抵制的动态关系。

请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全文

参考文献：

[1] 喻国明.从技术逻辑到社交平台：视频直播新形态的价值探讨\[J\].新闻与写作,2017（2）：91-94.

[2] 王建磊,吴越.断裂的真实：秀场类网络直播的文化反思\[J\].学习与实践,2018（8）：112-118.

[3] \[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

[4] Dehaene, M.& De Cauter, L.（2008）.Heterotopia and the city：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5] Johnson, P.（2013）. The geographies of heterotopia.Geography Compass，7（11）：790-803.

[6] Genocchio, B.（1995）.Discourse, discontinuity, difference：The question of ‘other’spaces. In  Watson,S. & Gibson,K.（eds.）. Postmodern cities and spaces. Oxford：Blackwell, 35-46.

[7]王志弘.台北新公园的情欲地理学：空间再现与男同性恋认同\[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6（22）：199-218.

[8] Foucault, M.& Miskowiec, J. （1986）.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16（1）：22-27.

[9] Michael, H. （1999）. Affective labor.Boundary 2,26（2）：89-100.

[10] 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J\].社会学研究,2000（4）：122-129.

[11] Hochschild, A. R. （200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San Francisc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Fuchs, C . （2012）. Dallas smythe today -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TripleC,10（2）：692-740.

[13] 黄莹,王茂林.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直播互动分析\[J\].传媒,2017（8）：80-83.

[14] 贾毅.网络秀场直播的“兴”与“哀”——人际交互·狂欢盛宴·文化陷阱\[J\].编辑之友,2016（11）：42-48.

[15] 王艳玲,刘可.网络直播的共鸣效应：群体孤独·虚拟情感·消费认同\[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0）：26-29.

[16] 王静.空间·异质空间：解读社会关系的一种思考路径\[J\].社会科学论坛,2010（19）：40-44.

[17] Foucault, M. （2004）. Des espaces autres. Empan, 54（2）：12-19.

[18] 袁爱清,孙强.回归与超越：秀场直播形式下的传播心理阐释\[J\].新闻爱好者,2017（3）：20-23.

[19] 杨凯麟.考古学空间与空间考古学-传柯的“异质拓朴学”\[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9（3）：79-97.

[20] 张一兵.福柯的异托邦：斜视中的他性空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9-9+189.

[21] 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4）：1-12+94.

[22]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38-61+126.

[23] Fuchs, C. （2017）. Social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Sage.

[24] Terranova, T. （2000）. 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33-58.

[25] \[法\]让·鲍德里亚.拟仿物与拟像\[M\].洪凌,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8：23.

[26] \[法\]米歇尔·福柯 .另类空间\[J\].王喆,译 .世界哲学,2006（6）：52-57.

[27] Bourdieu, P. （1989）.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J.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241-298.

[28]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群媒体批判理论\[M\].罗世宏,徐福德,译.台北：五南出版社,2017：143.

[29] 王婷,刘乾阳.网络视频直播空间中青年女性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J\].当代青年研究,2019（4）：97-103.

[30]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吕克·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31] 董晨宇,丁依然,叶蓁.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7-151.

［责任编辑：高辛凡］

end

本刊声明

本刊对所有来稿概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亦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收费组稿。

严禁一稿多投，如由于作者原因造成一稿两刊或多刊的，作者须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本刊保留追究作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全国地方高校名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未来传播 传播未来

唯一投稿网址：

http://zjcmxyxb.paperopen.com/

联系电话：

0571-86832092，86832735

往期推荐：

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查看